从权力到权威的嬗变：中共执政合法性问题研究

执政合法性问题是任何执政党为巩固政权和长期保持执政地位而必须认真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很明显，这里所说的“执政合法性”是一个政治学概念，它不仅是指执政党的执政行为符合法律规范（即“合法律性”），更重要的是指其执政地位在价值判断上的正当性。正如法国学者雷蒙·博兰所言，“凡是建立在价值基础之上并以此得到公共舆论承认的即为合法的”。^{[1]（P284）}就其本质而言，所谓执政合法性是指该执政党为什么应该获得其社会成员的心理认同的问题。“显然，合法性是一种特性，这种特性不是来自正式的法律或命令，而是来自被统治者的心理认同。合法性主要关心的问题是统治、政府或政权怎样及能否在社会成员的心理认同的基础上进行有效运行”。^[2]（P31）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唯一的执政党，其执政合法性问题是近年来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文本试图在论证“实现从权力到权威的嬗变是长期保持执政合法性的关键”这一理论命题的正确性之后，通过对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历史及其经验教训的回顾与梳理，从而说明，中国共产党在建国之初的种种举措及其结果都充分表明，我们党的执政方式早已实现由权力到权威的嬗变。这一嬗变对于目前我们党长期保持执政合法性，进而长期保持执政地位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理论阐述：实现从权力到权威的嬗变是长期保持执政合法性的关键

如前所述，执政合法性既是一种“合法律性”，更是价值判断上的正当性，是来自社会成员的心理认同。某一政党无论是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还是通过和平竞争（最典型的表现是通过选举）而获得执政地位，都意味着这个政党从此拥有了实行国家统治的权力，而不管这种权力是否具有“合法律性”，是否具有价值判断上的正当性，以及来自社会成员的心理认同。这是因为，统治国家的权力很显然是一种迫使人们服从的强大力量，这种权力的行使是以国家机器的强制力作为后盾的。但是很显然，单靠国家机器的强制力来维持统治是不明智的——这必然导致执政党的统治成本高昂和统治风险巨大。因而，执政党要想很好地、特别是长期地统治下去，就不能仅仅满足于这样一种赤裸裸的权力，而必须追求更高一级的权力概念：权威。这里所说的权威就是对权力的一种自愿的服从和支持，它是来自社会成员内心深处的忠诚。人们对于权力的服从可能有被迫的成分，但是对于权威的服从则属于认同。反对者可能不得不服从权力作出的安排，但是这种服从不等于认同。权力与权威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权威被认为是正当的权力。权威被所有人当做正当的法则接受，权威的行使既为同意者所认可，也为反对者所容忍。“面对权力，人们反对或者支持；面对权威，服从则是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抵制权力是合法的，抵制权威则是不合法的”。^[3]（P58）因此，如果执政党能够获得权威，能够把统治国家的权力转化为权威，其统治成本就会明显下降，统治风险也会随之减少，统治地位也因此变得稳固，从而使执政党能够长期保持自己的执政地位。

将权力转化为权威的基础是执政合法性问题。要想使执政党的执政权力获得合法性，一般是通过两种渠道，即通过实行有限政府和建立信仰体系来完成的。所谓有限政府，就是指政府的权力是有限度的，任何政治势力、包括执政党在内，其权力不得超越和凌驾于法律之上，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来进行权力的运作和资源的分配——即前面所说的“合法律性”。所谓信仰体系，“是指政治体系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4]（P55）“就是人民对现存的政治秩序的认同、支持和拥护”。^{[5]（P176）}而建立这一信仰体系的最终目的，也就是要使执政行为获得一种价值判断上的正当性和社会成员的心理认同。事实上，任何一个执政党都愿意去努力论证自己执政地位的合法性，并试图使全体社会成员相信，现存的社会制度是目前这个国家所能采用的最理想、最完美的社会制度，而现存的统治秩序也是目前这个社会所能达到的最稳定、最和谐的统治秩序。

还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将权力转化为权威的基础是执政合法性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执政党所掌握的政权一旦具有了合法性，它就自然而然地拥有了权威。事实上，执政党要想实现由执政合法性向权威的转换，还需要一定的条件：

首先，应该把执政合法性表现为执政党执政绩效的有效性。这是把执政合法性转换为权威的最重要条件。社会成员对现存社会制度和统治秩序的心理认同并不代表其对这一框架内的具体执政绩效的认同，执政权威的获得不仅要以合法性为依托，同时也需要以执政过程中的良好绩效源源不断地为其补充能量。一个拥有良好绩效的执政党更容易赢得社会成员的信任和忠诚，因此也更容易树立自己作为权威的形象。

其次，应该把执政合法性建构在一个得到广泛认同和普遍遵循的主流意识形态之上。权威虽然是在获得执政合法性的基础上产生的，却并不仅仅是被动地随着执政合法性的消长而发生变化。权威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强大认同，权威一经形成，便具有相对独立性，可以反过来促进执政合法性的稳固。因此，通过一个可以得到广泛认同和普遍遵循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整合和消解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对执政党执政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从而为执政合法性转换为权威提供强大的话语支持。

第三，应该把执政合法性表现为国家权力对基本正义的充分满足。“如果没有正义”，执政党“所得到的只是服从（权力）而不是忠诚（权威）”。正义的本质是“一个国家应该满足个人和团体生存所应该得到的最基本的需求”。^[6]（P99）这里的正义既包括资源分配的方法，也包括资源分配的结果。方法应该是公平交易，是为社会成员提供均等的机会；结果应该是承认并保证社会成员能够平等地享有基本权益，并且使这些权益在他们之间进行合理的分配。当人们得到了均等的机会，又平等地拥有了基本权益，那么他们就认为这个国家是代表正义的，而国家的执政党是具有权威的。

第四，应该把执政合法性体现在领袖人物符合公共道德追求和价值取向的个人品性魅力上。在现代社会，虽然个人的品性魅力已不足以构成执政合法性的条件，但必须说明的是，权威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合法性认同，是对政权的高度肯定、信任与忠诚。因此，当执政党的领袖人物完全符合公共道德追求和价值取向，也具备了为社会成员普遍欣赏的品性魅力时，这些直观、形象、极具感召力的因素很容易引发权威的形成。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会发现，要想长期保持执政地位，执政党就应该努力使自己所拥有的统治国家的权力取得一种执政合法性，在此基础上，再把已经取得的执政合法性转化为统治的权威。这样一来，能否把权力经过执政合法性而转化为权威，是执政党能否长期保持执政地位的关键性问题，或者说，实现从权力到权威的嬗变是执政党长期保持执政合法性的关键。

二、实践探索：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的种种举措及其结果分析

回顾和梳理一下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历史就不难发现，我们党在夺取政权、取得执政地位之后，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来使自己获得执政合法性。而这一过程本身也体现出一种由权力到权威的嬗变轨迹。下面，本文将以“建国初期”①作为讨论的切入点，概要性地说明这一问题。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在行使执政权力的过程中，大体经历了一个凭借暴力（主要表现为军事活动）巩固新生政权，之后采取多种手段、综合运用多种方式，在提高党的执政绩效、建构主流意识形态、规范党的执政权力、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宣传领袖人物个人品性魅力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努力和尝试，体现出中国共产党获取执政权威的高度自觉性，而其结果就是我们党的执政权威的初步确立。

首先，为巩固新生政权，我们党采取了一系列军事活动并获得了胜利。这些军事活动主要包括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剿匪反霸、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运动等。从1950年全国的财政收支概算可以看出当时我国军费支出的大致情况：1950年，我国军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38.8%，实际军费支出最后还超支21.8%。^[7]（P73）这种军费的高比例支出是我们党为巩固新生政权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党巩固执政地位的坚强决心。“以上各项军事斗争的胜利，使得广大人民群众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实力和执政能力，起到了巩固政权、安定民心的作用，奠定了其权力合法性的基础”。^[8]（P36）

其次，我们党取得了明显的执政绩效，受到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广泛拥护与支持。这些执政绩效主要体现为：一方面，迅速而高效地实现了经济的恢复发展和工商业的调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通过“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等举措平抑了物价，进行了统一财经的工作。之后，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把合理调整工商业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重要条件之一，通过对公私、劳资和产销关系的调整，使城市工商业得以复苏和增长；另一方面，通过移风易俗肃清旧社会遗毒，安定民心。针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诸如卖淫嫖娼、贩毒吸毒、赌博和迷信活动盛行等顽疾，我们党开展了禁娼、禁赌、禁毒和破除迷信等活动，这使得一些在旧中国屡禁不绝、在西方国家也被视为社会顽疾的问题，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就基本被禁绝。

第三，我们党成功地使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上升为整个社会的指导思想，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其措施主要包括：在全社会加大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宣讲力度，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卷；进行学校课程改革和建立课程审查制度，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共党史等相关课程作为学校的必修课，同时对学校的政治课教材和教学内容进行审查；对旧有知识分子通过组织政治学习和参加革命实践等方式进行思想改造；此外，还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展了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这些措施使得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在人民群众中得到较高程度地认同，从而在科研、教育、宣传、文艺等领域，使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上升为主流意识形态。

第四，通过建章立制工作和“三反”运动的开展，使执政党行使执政权力和党的自身建设走上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我们党非常重视建章立制的工作，建国后不久，这项工作就有条不紊地进行了。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确立，到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都使得我们党行使执政权力有了法制化、制度化保障。比如，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明确规定了我国的国家性质、政治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原则，从而使新政权实现了“从军事统治向文官统治的转变”。^{[9]（P106）}而“三反”运动的开展对于加强建国初期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运动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对有严重贪污行为的罪犯，判处有期徒刑的9942人，判处无期徒刑的67人，判处死刑的42人，判处死缓的9人。^{[10]（P51）}“三反”运动清除了党员队伍中的贪污腐化分子，挽救了一批犯错误的同志，教育了大多数干部。这对于提高党的自身形象，树立党的权威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我们党加大了对领袖人物个人品性魅力的宣传。具体做法包括加大对毛泽东等领导人生平事迹的宣传和介绍力度、出版发行领袖言论著作并加大相关研究力度、加大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力度等。这种宣传显然对于确立领袖人物的权威，进而树立整个执政党的权威具有一定意义。

总之我们看到，经过上述种种努力，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唯一执政党的权威早在建国初期就已经初步确立。当然，我们党在建国初期获取执政权威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需要吸取的经验及教训。比如，存在许多不符合认识发展规律、操之过急的做法。思想文化领域内的“洗澡”、“洗脑”等运动，在思想认识问题上简单粗暴的做法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损耗了党的执政合法性；比如，执政合法性的开发及权威的确立要考虑一个“度”的问题，而种种迹象表明，在一些方面我们忽视了这个“度”。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特别是到了改造的后期，工作方式过于简单粗暴、流于形式，这导致工商业人士抵触情绪的产生，制约了改造成果的取得，也影响了执政党的执政权威。对农业税的征收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税收的增多、经济的良性发展本是执政党执政绩效的重要体现，但如果“以农补工”超过了一定的限度，事情就会走向反面。毛泽东曾在1952年10月作出过必须切实解决农民负担过重问题的指示，但由于工业化的加速和整个经济计划指标定的过高，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始终没能解决，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三年自然灾害”的发生。这表明当时我们党在执政合法性的开发及执政权威的确立问题上，存在着一个“过度”的问题，这也势必损害了我们党的执政权威；再如，对毛泽东个人品性魅力的宣传上，客观上促进了毛泽东个人品性魅力的普遍社会化，其结果是“革命的成功和毛泽东作为无可争议的国家领导人的地位则进一步把他高高置于其同事之上”，^{[11]（P107）}这也直接导致对于毛泽东盲目个人崇拜的问题愈演愈烈。事实证明，过分突出领袖个人的宣传方式存在巨大的政治风险和社会隐患，这种对于领袖人物的盲目个人崇拜后来被“四人帮”等人利用，最终导致我们党的执政权威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严重受损。

三、现实意义：实现从权力到权威的嬗变对于当下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启示

我们知道，权威虽然是在获得执政合法性的基础上产生的，却并不仅仅是被动地随着执政合法性的消长而发生变化。权威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强大认同，权威一经形成，便具有相对独立性，可以反过来促进执政合法性的稳固。然而需要说明的是，如果仅仅因此就认为权威一旦获得，就可以一劳永逸、坐享其成的想法本身又是荒谬的。这是因为，权威说到底是由人民赋予的，如果执政党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失去了人民对它的认同和忠诚，它必然无法长期统治下去。秦朝的迅速灭亡和中华民国在大陆执政地位的最终丧失，都可以看成是这一问题的有力佐证。因此，作为中国目前唯一的执政党，一个拥有6800万党员、执政接近60年的大党，中国共产党怎样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长期执政，把自己在以往执政过程中获得的权威一直保持下去，这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

对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执政历史的回顾与梳理，有利于帮助我们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从而为当下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执政地位提供某种启示。归纳起来，大概有如下几点：

首先，强大军事力量的存在是获得及保持权威的坚强后盾。军事力量是行使执政权力的后盾，缺乏军事力量的支撑，政治权力将失去应有的威慑力量，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而言更是如此。“在建国之初的七年里，中国共产党执政权力的行使，经历了一个以军事为主并通过说服教育而逐渐形成权威的过程”。^{[12]（P36）}虽然就目前而言，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但是必须看到，我们的祖国还没有实现统一，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敌对分子对我国的颠覆和破坏活动始终没有停止过，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其次，努力保持良好的执政绩效，源源不断地为执政权威补充能量。如前所述，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取得了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广泛拥护与支持，最核心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取得了良好的执政绩效。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为我们党的执政权威的保持提供了强大的政绩支撑，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改革的深入，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逐渐暴露出来。比如，在经济发展总体长期保持强劲增长和良好态势的同时，出现了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持续扩大的趋势；相当一部分群体和人口，特别是弱势群体在改革和发展中利益没有得到应有的维护，甚至受到非正常的损害；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和群体冲突呈扩大之势；社会安全和稳定面临较大威胁等。^{[13]（P16）}这样一些矛盾和问题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党执政绩效的有效性，进而影响到执政权威的树立。因此，怎样解决和处理好这些矛盾和问题，也是我们党应该努力思考、认真解决的问题之一。

第三，利用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整合功能来夯实党的执政权威的基础。建国初期，我们党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它在整合社会其他意识形态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目前，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主流意识形态在发挥社会整合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如民主社会主义、消费主义、新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等）也在不断滋生和蔓延，并且存在着冲击、影响进而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危险。因此，怎样提高人民群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程度，提高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成员的亲和力和影响力，也是我们不得不长期面对的问题。

第四，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从严治党，用执政党自身形象的“合正义性”来赢得权威。建国初期的建章立制工作和“三反”运动的开展，为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保持党的良好形象提供了有力保障。这种意义对于今天的执政党依然适用。目前，市场经济环境下的腐败现象尚未得到根本克服和扭转，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的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违法违纪行为仍时有发生，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腐败现象甚至有蔓延之势，有些地区和部门官僚主义作风严重。这些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影响了党的自身形象，甚至有可能造成对共产党执政的“合正义性”产生怀疑。因此，必须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从严治党，用“合正义性”的执政党形象来为自己赢得执政权威。

总之，保持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不断使执政党手中的权力嬗变为权威，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项十分重大而艰巨的任务，也是对我们党长期执政的巨大考验。相信我们党在新一届领导集体的带领下，在我国各族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下，能够源源不断地获得和保持执政权威，从而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