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中的六天：大连记事

其实早在六月上旬就得知要去大连参加新课程培训的通知了。于是，一面忙着完成份内的工作，一面在内心深处憧憬着——说起来，这个现代化的海滨城市于我而言并不陌生，在1996年夏日里的几天，曾经去过的。一个城市的吸引力并不在于你没去过而希望去转转，而是在于你已经去过了，可还是希望一去再去。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才对七月的大连之旅满怀期待：印象中的大连真的不错——交通便捷、干净整洁、气候宜人、风景壮丽，的确是一个非常适合旅游的城市，而七月的大连，也该很美吧。

本来说一行三人的，到头来只有我一个人踏上了旅途。我这人没有当官的命的，说是让我当这个“队伍”的领队，结果，很快我就发现没有人需要我“领”了。一个人去，无官一身轻，也好。

晚上到的大连，在站前找到一家旅馆，草草住下。旅馆内由各色人等制造的嘈杂与喧嚣并没有对我的睡眠造成多大障碍，事实上，我很快就睡着了。我真得很累。

第二天一早，吃过饭，洗漱完毕，买了一张大连地图，搭上531路小公交车，去高新技术园区的华录宾馆报到。我先是往北京方面的主办单位打了一个电话，敲定具体地点及联系人，之后才去的宾馆——这是在赤峰招生的时候积累下来的经验。我喜欢有明确方向和目的，以及有条不紊地行事，这使我变得严谨，也使我在某些方面表现得有点苛刻。

课程班的培训只有两天（后来的事实是只上了一天半的课）。很明显，没有几个人真正在乎学习什么，大家都关心学习之后的所谓“考察”活动。这种课程培训说白了就是一个公费旅游的借口，因此，为一个借口付出两天的时间坐在会议室听讲座，这已经足够奢侈了。当然，我是希望听到高水平的讲座的，我从不放过这样的机会——从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资深教授，到哈师大的博导，甚至，我们学校的教授。再说，交了1050元的培训费啊，是的，我希望有所收获，我希望物有所值。课程是从第二天开始，也就是说，我有一整天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

考虑了一下，还是决定不住宾馆。对于完成一个差额补助条件下的培训任务来说，宾馆无微不至的服务是过分昂贵的。于是，我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在华录宾馆附近找到一个50元一天的招待所的单间，为此，我必须忍受潮湿浑浊的空气和被褥以及服务员随时随地声音高亢的嬉笑怒骂。

安顿下来之后，我草草吃了午饭，就去火车站买了回程的车票，——这样心里塌实。一个女同志在公交车的“火车站”那站和我一同下来，之后问我去火车站吗，我说去，于是在此后的十分钟时间里，她一直跟踪着我。说来可笑，她如此信任我，而我并不确定自己一定能找到车站。我镇定自若地吹着口哨，一面在脑子里根据极其有限的来自于十年之前的记忆拼命思考火车站的方位，还好，过了两个路口一转，火车站映入眼帘。于是，我非常潇洒地朝那个写着深蓝色的“大连”的建筑物一指，对她说，喏，这不就车站吗？

她千恩万谢地走了，而我在想，如果她要问我类似该在几楼买票这样一些更加专业的问题的话，我该怎么办。

买完票之后，坐轻轨去了星海公园。我坐在海边的石阶上欣赏眼前的美景：海浪、沙滩、礁石，快艇和小游轮、支撑蹦极和速降运动的铁塔，沿岸展开的人工景观，以及欢呼雀跃的海浴的人们。我流连忘返，叼着雪糕，试图忘记自己。

夜晚，在招待所的房间里，被隔壁房间一个女生含混的哭泣声吵醒。——招待所在大连医科大学附近，就在医大的宿舍楼区里。很多男生女生在这里的出租床位或单间住宿，于是，许多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也在这里上演。我承认这是一个因为无情所以滥情的时代，也是一个因为滥情所以无情的时代。然而，在每个人的纯真年代里，那些为爱流下的眼泪，依然会冲破这既滥情又无情的时代的帷幕，令人震撼地真实存在着。

第二天上午，去华录宾馆七楼会议室听课。东北财经大学的两位教授（其中一位是博士生导师）承担了培训任务。讲座有一个大致的题目，叫做“思想政治理论课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实际授课内容，却明显背离了这个题目。虽然我在一天半的时间里面记了将近20页的笔记，虽然在我笔记中的很多部分充满了他们睿智的思考和独到的见解，但我必须承认，两位教授并不想在这个题目上浪费时间：这不是学术研讨会，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课堂，他们只是把自己学术积淀中最精华的部分，也是他们本人最为熟知的一块，拿出来讲。但我觉得这就已经够了，不可能要求他们做得更好了。

再有，我觉得人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动物——

这种动物按地缘关系划分优劣。参加培训的学员多是北京的，他们甚至不懂得怎样尊重老师。大家都是教育行业的，可他们坐在下面，并不比任何一个听公共政治理论课的专科生表现得更好。当他们得知我是来自内蒙古的一个我说了三遍他们也无法准确复述这个称谓的呼伦贝尔学院的时候，他们吝啬得不愿意再多和我说一句话；而当那个教授说我听课认真的时候，他们奢侈了，纷纷对我报以呲之以鼻的微笑。内蒙古怎么了？呼伦贝尔学院的教师认真听课，招谁惹谁了？当然，在这个问题上也可能是我过分敏感了，可能是来自落后民族地区的这个现实严重影响了我的判断力，也激发出了我过分强烈的自尊心——我无法排除这一点，而这恰恰也在另一个方面说明，人是按地缘关系划分优劣的动物——只要这些地区之间存在着较大的经济文化差距，这种划分方式，发达地区自然认同，落后地区虽不服气，却也不得不屈从这样一个事实。

这种动物贪婪无厌，欲壑难填却又极度虚荣、讲究粉饰。在大连这样的城市，教授们月薪已经赚到9000元了，内心依然充满抱怨——说同行中有人赚到了一万三，而且自己还要交纳近千元的个税。北京、广东、云南方面的学员工资也高得让我触目惊心，但他们无一不在抱怨这个社会。社会分配不公导致心态失衡，这大概是现代社会的通病吧。蛋糕做得再大也没有用，如果不能把它切得很均匀的话。相比之下，我月薪不到2000元，因为奢侈的梦想而过着拮据的日子，但这一点打死我我也不会告诉他们的。可在内心深处，我也想让自己赚到9000元，之后煞有介事地抱怨自己赚得太少——那样的话，我会觉得很有面子——可现在，我不能说。我没有资格。

转眼一天半的学习结束了，下起了大雨。于是，我一个人在招待所的房间里摆弄着机顶盒，翻看着100多个频道的无聊和功利。直到下午将近四点，终于停了雨，于是我光脚穿着拖鞋，揣着雨伞，去奥林匹克电子城，做我在任何一个去过的城市所做的事情——买盗版DVD电影光盘。公交车路过“进步电影院”的时候，我看到电影院玻璃墙上悬挂着《变形金刚》和《加勒比海盗3》的巨幅海报。我非常希望自己可以走进影院，好好享受一场精彩的视听震撼——可是现在，我很拮据，也很克制。骨子里面我是一个非常简朴的人，只有在公费和可能公费的前提下，或者爱情的怂恿和诱惑下，才会奢侈。

想在一个陌生的城市找到卖盗版DVD的，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了，特别是在“严打”的时候。我在电子城里面转了半天，也没有找到自助屏幕菜单提示的销售音像制品的东D区。后来总算是找到了，又清一色的都是正版——价格昂贵、质量低劣的垃圾。好在我四处乱转的时候，有人不断提醒我——要碟吗？开始时的本能反应是拒绝，他这样卖东西，总感觉像地下革命工作者的接头，估计肯定是什么拿不到桌面的勾当，没准是什么色情电影之类的，我可不需要这些东西。可后来出于无奈，终于和一个问我要碟的人说，有尊宝吗？那人告诉我尊宝卓越威信千鸟3M都有跟我来。由于他的回答还算专业，于是在他身后跟着，七拐八拐，进了一个库房的门。

在论坛上听说过这种卖碟的方式，自己还是第一次尝试。这种方式让我觉得自己在做一件非法的勾当，这极大地打击了我买碟行为的合理性。可是我顾不了这么许多了，同盗版非法这样一种停留在道德范畴的抽象规范相比，D5五元一张，D9十元一张，如此现实的诱惑让我立刻抛弃所有顾虑，和其他消费者一起投入到挑选碟片的工作之中。

从电子城出来，已经接近六点了。于是，坐公交车去了星海广场。在星海广场——这个据说是亚洲最大的广场上，我漫无目的地游走。

第二天早晨，我离开了大连，经过漫长的24个小时，又回到了自己的生活圈子，回到了自己的既定计划之中。